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

“最先下车的村田君给了车夫几文钱，但车夫看起来好像对那点钱很不满足的样子，并不轻易地把伸出的手缩回去，不仅如此，还一直唾沫横飞、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之后再次回过头去看时，那车夫已经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恬然地坐在驾驶座上。既然如此，当初又何必那样吵闹呢？”“在我们的旁边不知从何时起，那个卖花的老太太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一边像个乞丐一样朝我们伸着手。老太太在得到了我们的银币之后，好像还期待着我们再一次慷慨解囊。我不禁为这个贪婪的老太太所卖的美丽的玫瑰而感到惋惜。这个纠缠不休的老太太，还有白天乘坐的马车的车夫，——这不仅是我对上海的第一瞥，遗憾的是，这同时也是我对中国的第一瞥。”

被疾病折磨的芥川，站在上海街头，估计心情也不会很好。在《中国游记》中，作家本人也明确表达了自己更喜欢北京。同样的，来到中国的芥川，在期待中也夹杂着不少失望，但是他又用一个有中国文化沉淀的外人的视角，对亲眼看到的中国做出了自己的刨析，尽管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中国人来说也是有点陌生而又感觉有些黑暗的。

在片子里和在书中，芥川都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在这个角度上来看，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的确是发自肺腑的，但是现实总会有不如意的地方，比如台上刚唱完《玉堂春》的白牡丹，带着苏三的扮相在台下熟练的用手擤鼻涕。“他扭过头去，忽然挽起那大红底儿绣着银线的美丽的袖子，利落地往地板上擤了一下鼻涕。”

惯常的戏谑笔法，形象跃然纸上。还有他讲到比日本餐馆更可口的上海馆子，小便竟然是在后厨的水槽解决，厨子也不背人，算是给他示范了。

《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大量引用了《上海游记》中的描写，同时插入另外两个短篇《火神阿耆尼》和《湖南的扇子》的内容。书中《南国美人》分成了三个章节，和片子一样，也占了不小的篇幅。我们一提到妓院，脑海中马上冒出来的就是浓妆艳抹的女子和花花绿绿的陈设。但是逛妓院这件事，在芥川的笔下，有了日本文学的独特色彩，收起了轻浮，没有劝妓女从良的道德高地，在这一段描写中，仿佛略施粉黛一般让几个女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片中三段拜访名人的戏码是很有意思的，分别是代表了民国的章炳麟，代表了晚清也就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郑孝胥，和代表新青年革命力量的李人杰（李汉俊）。作为游记而言，芥川并没有结论性的语言，但是作为一个新锐作家，他的情绪都透过自己的文字表达了出来。在章炳麟这段，拿出了他标志性的戏谑，章说了一堆空话，到了芥川这除了冷，着墨最多的就是悬挂在墙上的鳄鱼了。

到了郑孝胥这里，面对代表他向往的传统中国文化的代表，芥川仿佛化身一个学生，包括还在沿用的大清帝国的说法，都侧面的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点烟的描写很有意思：“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我每每刚一叼起香烟，郑先生就会马上站起来为我点火，令我颇为诚惶诚恐。同时不禁感叹在待客方面，与邻国的君子相比，要数日本人最为拙劣了。”

真正有问有答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的李人杰这里，如果说郑老先生是师长，那李人杰作为同龄人，也是芥川的读者，无疑应该是最佳的交谈对象，这一章节，芥川没有再用春秋笔法，而是直接引用了自己写下的备忘录。和片子里一样，李人杰日语很好，而且有很好的语言逻辑，以至于芥川都感叹在深入浅出表述道理方面，李人杰的日语可能比自己还要好。

希望——这是李人杰不同于之前两位的最大区别，信仰的力量，透过文字穿越而来，百年之后，感慨犹存。“种子就在手中，唯恐力所不及，不能解救万里的荒芜。吾人的身体能否耐得住如此的劳顿，也甚堪忧。”

1927年12月，也就是芥川自杀几个月之后，李人杰在武汉被军阀杀害。

露露是片中原创的角色，算是呼应了李人杰种子说，沾血的饼干来自于《湖南的扇子》，在书中真的就和《药》是一样的，片子里做了处理，变成了某种更具象征意义的东西。

片子以外，之后芥川到了北京，见到了胡适和辜鸿铭，错过了周作人。但是我想提一下周作人的兄弟——周树人也就是鲁迅先生，芥川龙之介和鲁迅，这两位文豪，竟然也有交集。回忆那个年代，我列出几个代表性的时间点：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同年11月，芥川龙之介于《帝国文学》上发表其代表作《罗生门》；

1918年4月，鲁迅创作完成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次月在《新青年》发表；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1921年3月—7月，芥川龙之介游历中国；

1923年，鲁迅翻译完成并发表芥川龙之介的两篇最著名的小说《罗生门》和《鼻子》；

1927年7月24日，芥川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这是鲁迅回忆散文《藤野先生》的开篇。

——部分内容节选自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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