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噪音

本文为耐观影记者发自威尼斯电影节的前线报道。

白噪音——一种功率谱密度为常数的随机过程，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而又无时不刻被我们忽略。诺亚·鲍姆巴赫的新片《白噪音》改编自1985年出版的同名小说，用戏谑的口吻调侃着繁荣表象下、置身于诸多共同构成“白噪音”的社会事件中，人们内心的种种焦虑与不安。这样的焦虑，不徐不疾地反作用于自身，推动着世界向某一个方向义无反顾地前进——进步或毁灭。

影片以好莱坞的辉煌作为开端，伴随着八十年代里根“星球大战”军备计划，彼时的美国充满乐观主义。与此同时，遥远的天边也缓缓飘来一朵名为“后现代主义”的乌云。在媒体权力、公共讨论完全被广播、电视颠覆后，整个社会对于话语权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真实本身早已不如数字信号更加真实。这也是片中一家人在讨论近在迟尺的灾害时无法互相理解对方观点的根本原因——人们开始只相信自己所愿意承认的事实，而这一信念自始至终被高阶的权力体系把握着：不管是父亲Jack选择更愿意代表自然科学的望远镜，还是年轻的孩子Heinrich更容易被权威媒体吸引，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不过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在每个即将诞生戏剧冲突的节点，导演都用快速到令人烦躁的剪辑和近乎“噪音”一般的无意义台词将观众拖拽出已有的权力言说结构，消解其中我们所熟稔的定义与概念。这样的用意有些时候过于明显，甚至刻意强调了“deja vu”，到了只差把与“疫情”关联的的各种新千年语汇加入台词中的地步。这样做的用意倒也颇是可以理解，看似历经大起大落的人类社会四十多年，或许只是白噪音频谱中毫无新意、即将被重复的一小段。当观众愈发热衷于在屏幕上一遍遍观看飞机坠毁的场面，好莱坞也投其所好，将车祸场景拍得神乎其技，无所不用其极。媒体时代，电视中的画面比现实更能代表真实。比起现场，人们宁愿观看电视，并且它足够容易被操纵，同时满足了观看者与生产者的双方需求。

消费主义的衍生品被大量拿来重塑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又反哺着孕育着一切的体系结构。主角Jack作为研究纳粹主义的北美学界新星，德语水平却连第一人称都分不清，只能在学术演讲前参加一对一授课。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设定，在今天看来却并不违和，仿佛这在我们印象中的八十年代美国中西部便是理所应当。正如利用违禁药品来缓解焦虑的被符号化的女性、或是在特写镜头前炫耀象征男性权力的左轮手枪，这样的美国令人再熟悉不过。当然，消退记忆力所伴随的行为举止，和抽屉中无数精悍短小的暴力器具，再一次强烈嘲讽了这样的文化。

整部影片都围绕几个普通却又有象征意义的关键词展开，比如讽刺男性权力的“电梯”、把某宗教领袖和精神类违禁药品作谐音的“Dylarama”，以及无处不在却始终未曾发生的“死亡”。当富足的生活成为他们的“白噪音”，无意义开始替代疲惫感，成为生命中新的空虚，填补了死亡本所占据的高维空间。从始至终作为夫妻二人间话题核心的死亡，在不同于社会层面的个人意义上，正如丈夫Jack在大学课堂中所教授的话语权一般，脱离了集体的话语结构便不成其所是。当我们在开篇都误以为夫妻二人在调情、思考谁的死亡会更晚到来时，他们实在是在亲密关系中分享着彼此深层的存在焦虑。

当灾难来临，一家人逃离高速路上象征固化言说结构的车流，穿进密林冒险，他们之间的张力也缓和了许多。在改变生活的灾害刚结束后，一家人会短暂惊愕：世界还会好吗？他们会发现内心深处，自己开始质疑宗教不再虔诚，爱情不再纯洁。可最终，当一切风平浪静之后，这样的情绪迅速消失在巨大超市中，成为拿着无数不同商品翩翩起舞的惬意与荒诞。通篇充斥的反讽延续了鲍姆巴赫的一贯风格，却也不失在《婚姻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细腻情感。

然而导演本身的言说体系中终究还是充满了许多空白，枝叶繁茂的大树下根系并不完整，这样跳脱传统框架、有时过于神经质的影片注定让一些人难以接受。然而，出色的声画技术，给这部披着文艺片外衣的商业片增添了更多“可看性”：适时的配乐、快速剪辑与故事结构满足着当代观众对于一部“好看”电影的要求。这些都不禁让人想起那些穿插在影片初始时、有些突兀的纳粹历史影像与好莱坞车祸片段剪辑——这些时代的注脚定义着什么是好看的、什么是被允许观看的，并以权力结构为支撑，强调着不同观看方式的正确性。导演或许本无此意，但影片最终却完美地完成了一部反讽作品所应有的互文。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