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暮绝路

与老套的“送儿赴美逐梦”的幸福叙事不同，《迟暮绝路》将重点放到了一对印度中产夫妻送儿赴美后在迟暮之年面对的苦难。 苦难首先来自于他们曾倾力支持的儿子。丈夫是兢兢业业、受人尊敬的小学教师，妻子是虔信善良的家庭主妇，夫妇二人居住在祖屋中，坚持斋食、不愿杀生，开设了一家私塾，努力支持儿子赴美。但是儿子未赴美时总嫌父母支持有限，赴美后更几乎与家里断绝往来，与父母通话时表现得极不耐烦。 与儿子形成对比的是12岁的尼娜，尼娜活泼开朗，常伴夫妇身边，夫妇也视她如己出，时常感叹要是当时生个女儿就好了。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性别之间、代际之间的张力，并且为之后的杀手埋下伏笔。同样与儿子形成对比的是一心想赴美的B.K.B，但当他来找丈夫给儿子打电话时丈夫直接撕掉了他的签证申请表。 随之而来的是更为直接的苦难。为供儿赴美，丈夫在助学贷款外额外借了大量高利贷，受到催债人的种种骚扰、羞辱。一次催债人在轿车熄火时要求丈夫为其推车，总督察救下了丈夫。当丈夫再次被暴力骚扰，以为可以找到靠山时，却发现总督察已被“收买”，丈夫自己又受到了更严重的骚扰。但丈夫仍然隐忍着，甚至在催债人要求丈夫把祖屋腾出时，丈夫也未有明显反抗。但当催债人对尼娜图谋不轨时，丈夫无法克制了，用一把螺丝刀结束了催债人的性命，将其Z解后抛S，消灭罪证。 高潮由此开始。丈夫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妻子由此而生的恐惧与不信任。虔诚的妻子连老鼠都不愿杀，看到丈夫解决催债人后常常做梦，梦见自己被杀，从此不再与丈夫说话。一日，在警察上门调查后，催债人的妻女来访。催债人不是个“好公民”，但却是个好父亲。妻子看到催债人一家后，更是情绪崩溃，认为自己犯下滔天大罪、失去神的保佑。在妻子的无形压力下，加上自己的精神压力，丈夫第一次选择了自首，尽管他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但他的自首在接待的低级警察面前仿佛是侦探小说里的故事。回家后，他也忍不住了。之前或许是害怕妻子说漏嘴，或者害怕妻子的身体、心理承受不住，丈夫并未告知妻子尼娜的事（这可能表明丈夫对妻子还是没有那么理解，尽管在生活上夫妻相濡以沫），但这次他一股脑全部说出，反而让妻子放下心结，夫妻二人重新站在同一战线上。 第二个问题是从一开始便怀疑丈夫的总督察。总督察一直关注着催债人消失的案子，因为这不仅关乎他的职业素养，更关乎他的饭碗。他或公或私，收集证据，劝夫妻自首，但都无甚进展。转折出现在总督察与丈夫的一次私下会面，总督察开门见山地问丈夫催债人的手机去向，反而让丈夫意识到了催债人手机的关键性，进而发现了总督察的秘密。总督察与立法院议员的妻子有私，恰恰是这一点让催债人“收买”（现在看是“要挟”）总督察。在医院的会面也让丈夫和总督察站在了同一战线上。 第三个问题是最为紧迫的问题。催债人实际上只是马仔，为不愿涉黑的上级收债，这一点在影片开始也有体现。头目-马仔-欠债人间的利益关系也形成了一种黑色而暴力的权力结构。催债人下线后，上级开始亲自出手，带人在夫妻的祖屋内打砸只是略施小戒，这也最终让丈夫的整条战线将矛头对准了上级——在总督察的帮助下，上级虽然并未直接杀死催债人，但背负了杀人的罪名，锒铛入狱。在狱中，丈夫来还清了欠下的债务，搬离了祖屋，将祖屋钥匙给了夫妻喜爱的尼娜。 其实，“迟暮绝路”并不是结果层面的“绝路”，而是夫妻俩在生活的随机性与不确定性面前做出的种种选择。正是这些在随机面前的选择，最终塑造了我们的现在，塑造了我们的现实。这部电影，可以算是动机明确、逻辑清楚、情节完整，也能引起观众的共情，最终站在了自然意义的“正义”上。 在这篇影评中之所以用“夫妻”而不用“父亲”、“母亲”，也是因为夫妻关系在电影中高于亲子关系，或许在现实生活中也应如此——“孩子，我爱你是因为我爱你的父亲/母亲”。孩子的确是夫妻关系的结晶，亲子关系由夫妻关系而生。 另外，影片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自然正义是指符合人们内心情感认同的正义，例如家庭美德，社会公德，是由人性和传统共同塑造的。而法律正义明确了法律的最底线，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例如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等问题，需用法律手段来进行惩恶扬善。但二者相违背时，我们应该如何选择？这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命题。而从剧中人（甚至是法律正义的代言人们）到导演，无疑都选择了自然正义。导演甚至用最后的还债来使自然正义更加突出。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二者在何种程度上一致，法律正义在推行时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形。这就又体现出印度电影的“讽刺”特征。描写黑暗，与主旋律并不相违。收起